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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吴铁民）

前言（蒋羽乾）

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急管繁弦、诸班齐奏　

第二节雏凤清于老凤声 　　

第三节艰难困苦、不忘初心　

第四节借势春风，再现芳华　

第二章　丛谈　

芝兰吐秀育群英——施秀英口述　

年初一，县委书记来拜年——项金芳口述　

演了半辈子秦香莲——汪月英口述　

“活许仙”也演座山雕——郑明根口述　

从演员到导演——许朝榜口述

钱法成先生为我题“求索”——严先来口述

我家代代是戏痴——徐素芳口述

先当学生再作曲——王少辰口述

婺剧锣鼓不解之缘——程绍荣口述

不好当的剧团家属——程汝光口述　

五代做戏是主业——郑金洪口述 　　

我们村的百年坐唱班——叶位体口述　

第三章　余论　

第一节婺剧声腔的“徽乱（滩）易位”　

第二节从“两步半”到“文武兼备”的表演　

附　录 　　

徐锡贵先生遗稿

第一节清末民国婺剧大事记

第二节婺剧掌故 　　

第三节徐锡贵致施秀英的一封信

浙江家乡戏曲活动漫忆（节选）　

婺剧“徽班”漫谈（节选）　

后记

----郑金洪口述

郑金洪（—），大同镇万圣村人。大同溪口一带婺剧氛围很浓。地处偏僻的万圣村因为多山少地，仅靠耕地无法糊口，因此历来有以唱戏为营生的传统，有不少人家全家以此为业。郑金洪从小喜爱婺剧，很早就参加本村的民间剧团，在剧团中先后演小生、老生、老外等行当，其妻程银珠也是名闻一方的花旦。他一生演剧生涯中，经历了政府的放任、管制、鼓励，遇到了各种酸甜苦辣。

郑金洪年高后，其子郑平接替他继续开办剧团。尽管面临不少困难，由郑平经营的建德市小百花婺剧团仍然是建德影响力最强、演出场次最多的民间剧团之一。

一、为了谋生起戏班

我是年生的，16岁开始正式学戏，一直唱到72岁，我这一辈子，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了几年，一辈子都和婺剧在一起。不光我，我家、我们村都和婺剧紧紧连在一起。

我们这个自然村叫乌龟塘，有人嫌这个名字不雅，就写成武举堂。从大同溪口沿着小溪一直走进来，走到没有路了，就是我们村。从我们村后面的山翻过去，就是龙游了。我们村里人的祖上都是清朝太平天国运动时从江西逃难过来的。过去山坞里没有水田，只能种点玉米、番薯，要吃白米就要翻山到龙游去买。早年间，我们村大概也就来人，几十户人家。“土改”划成分时，村里只有一户富农，两户中农，其余都是贫农，家家都住茅棚屋，一个地主都没有。乌龟塘村有个万圣庙，里面供的是龙王三太子和观音菩萨，庙里有个很小的万年台。供龙王三太子大概是我们这里叫乌龟塘，山里又缺水的缘故吧。

我们祖宗办坐唱班的目的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办坐唱班是大家开心，往里面花钱；我们那时办坐唱班是想赚钱。第一代坐唱班里人的名字，我小的时候听到过，但是现在大部分都忘了。只知道当中一个是我老婆的爷爷，叫程启全，大概是年左右生的。还有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鼓板徐利新和正吹邓正茂。我记得他们两个人名的原因是坐唱班是他们两个人起头的。听说是年的时候，我们村的邓正茂去龙游买米，路过志棠新泽村看到了个坐唱班。邓正茂平时喜欢拉胡琴，就和他们交了朋友。听说坐唱班到有钱人家去唱，唱完有米好拿回家，羡慕得很。他就说，你们能不能到我们那里去教教我们。志棠的徐利新就跟着邓正茂到我们这边来做教戏先生。听说这段时间还从淳安请来一个叫石和尚的师傅，我也不大记得清了。最先去学的是我老婆的爷爷。过了一段时间后，坐唱班就出去唱了。唱了十来年，钱和米是能赚一点，但是比起太子班来差很多。大家心一横，说那就干脆租点行头，弄个太子班。要弄太子班的话，原来坐唱班的那点人手就不够了，我老婆的爷爷就先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岳父放进来学，接着又弄了一批人进来。因为隔的时间短，所以，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并不是很明晰的。坐唱班是清唱，不算戏；太子班有行头，就算是戏了，人家给的米就多起来了。我们的前辈们也不挑剔，一场戏斤米也做，斤也做，50斤也做。有得做总比在家闲着没收入要好。

第二代人是陆陆续续地招进来的，也陆陆续续有人退出，总体维持了二三十个人的规模。这个太子班演出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唱到年前。我能报得出名字和行当的有这些：王贤贵（大花）、楼福生（花旦）、廖高清（正生）、蔡康发（老外）、廖后吉（小花）、陈荣根（作旦）、来树标（作旦），还有我岳父，他做小生的，大概是年左右生。这些人当中，来树标我没有见过，听说他因为参加红军，被国民党抓去枪毙了。这一代里王贤贵和楼福生、廖高清都是在衢州周春聚a唱过的。其中廖高清原来在周春聚唱正生，后来也管过行头，他在第二代里唱的时间不长，很快又回到周春聚了。楼福生在金华婺剧团唱过戏。参加太子班的第二代的人年纪都不大，都是20岁左右的人，我岳父在里面算是年纪大的。他们唱的戏有《双情谊》《回龙阁》《万寿图》《万里侯》等，现在我儿子婺剧团里唱的一些折子戏还是从他们手上传下来的，像《三打王英》《火烧子都》《八仙求寿》《桃园三结义》等等。

a　周春聚：民国时由周春生创办的著名婺剧班社，培养了周越先、周越桂等众多著名婺剧艺人。年，周春聚改建为衢州专区实验婺剧团，为浙江婺剧团前身班社之一。

年后，大家都去“土改”了，班子就停下来了。我知道的第一代、第二代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些。

二、疙子唱戏

我父亲很喜欢看戏。为了看得仔细，每次都是趴在台口上看，从来不嫌台上蹬起来的灰尘大。上山干活时就自己唱给自己听。要不是外面村的地主招佃户，到外村去了，他说不定也会去参加第二代的。他说我也从小就爱看戏，只要听到锣鼓响，我就要拉着他们的衣服出门去。三四岁的时候，邻村周家祠堂做戏，我父亲带着我去。父亲看戏看入迷了，不知道我偷偷地爬到后台上去玩。我一个不小心，从后台上滚下来，后脑勺砸在地上，一动不动，连哭声都没有了。众人赶忙叫来小花脸a，把我浑身上下推了一遍。本来我讲话很流利的，醒过来后就不行了，成疙子b了。

a　旧时迷信。若有人在戏台附近犯了中暑、癫痫等急症，便请小花脸取状元帽为其戴上，并从笔筒中抽出红朱笔用菜油调好红朱粉，在病人额上点个红点，口中念“老郎神保佑你云云”，再弄些香烛锡箔一烧，便能使病人苏醒。因戏神唐明皇曾扮演小花脸，被认为有神力。

b　疙子：建德方言，口吃者。

我13岁那年，溪口解放。之后，村里人都忙着“土改”，不唱戏。那时国家搞扫除文盲，我们都要去上小学。为了配合形势，学校老师也唱些《小二黑结婚》之类宣传新形势的戏给我们看。我对读书没有兴趣，听他们拉胡琴唱戏的时候，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他们戏做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心里想要是让我去学一下就好了。

到了年下半年，“土改”完了，形势安定下来了，刚好廖高清从婺剧团回来了。他们专业剧团喜欢排现代戏，廖高清也给大家排了两个小戏，一个叫《擦亮眼睛》，还有一个叫《时刻小心》。廖高清排戏的时候我凑上去说：“我也想学，你们教的时候，带带我好不好？”廖高清嘴巴上不说，心里不情愿，就让我在边上看。《时刻小心》有一段情节是一个学生背了书包到学校里去，被两个土匪抓走。廖高清就派了个小角色给我，让我在里面演个不开口的土匪，算是给我家面子。

现代戏做了一年多，大家都觉得现代戏不是戏，要做还是要做古装戏。要做古装戏的话，第二代的人手已经不够了，廖高清和王贤贵商量，再招一二十个小鬼进来跑跑龙套，在小鬼中挑选有潜力的培养。

这次廖高清直接不让我报名。第一，他认为我是个疙子，连话都说不清楚怎么能上台唱戏呢。第二，学戏要挑谷子去当学费，那些报上了名的人家都是中农，已经交了谷子，我家是雇农，哪里有谷子来交学费？加上我父亲卧病在床，叫我家供老师的饭，我家又没本事供a。第三，要是出去唱戏，大家都要带铺盖。我家只有一副铺盖，肯定不能带出去的，剧团出去，少一个人怎么开锣？我也不管那么多，就天天去看他们学。不让我学，我在边上看看总可以吧。

a　供饭：旧时坐唱班请老师来教戏，老师在学生家中吃饭，菜肴要比平时丰盛一些。

教戏的先生有好几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个：楼福生、徐小发和文昌先生。福生先生是我的题笔先生。他老家在航头黄木岗，原来是在戏班子里唱戏，后来戏班子散了，没戏唱了，流落到我们这里来种苞芦，住在松源里村的一个破庙里。我们要学戏，听说松源里庙里住了个老艺人，就把他请来教戏。福生先生搭过徽班，也搭过三合班，肚子里有多本戏。教戏的三四年里，他慢慢地把他自己肚子里的整本戏写出来，写了四五十本。他花旦戏、小生戏都会教。我老婆程银珠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东阳紫云班的文昌先生和龙游的徐小发是我们后面请来的。文昌先生来我们这里之前在兰溪教戏，是小发先生让我们派人到兰溪去请来的。文昌先生天天要吃酒，他教了我《牛头山》《三枝箭》《铁弓缘》《马超追曹》。福生先生和徐小发不识字，文昌先生是有文化的，总纲、拆纲a他都有。他教戏前，先把拆纲也就是大家的唱词、念白抄好，发给我们。他们教戏的时候都是有脾气的：先是粗粗给我们讲一下，然后就叫我们拉一遍。看看哪几个人演得好，教的时候就盯着这几个人教，其他不好的人就不管了。

a　总纲、拆纲：旧时乱弹戏无固定剧本，大部分演出依据“总纲先生”说的故事提纲而来，演出前由“总纲先生”分派角色。全部的情节及舞台上表演要点称为总纲，各个角色的唱词、念白称为拆纲。

我们这一批学戏的人一共20个。其中有一个人叫梅荣标，他家是中农，家里条件好。开学前，他挑了五石稻子来给大家做学费。他挑五石稻子是有条件的：他出了比别人多很多的学费，他就要唱小生，一定要做主要角色的。还说如果谁学了一半学不下去，害得太子班组不起来，那就要出这个五石稻子给他作为补偿。

我的开口戏是《万里侯·怀德过关》，这折戏是福生先生教的。本来这本戏是要教给梅荣标的。福生先生教戏很认真，天天督牢大家。梅荣标相貌、身材都很好，但是记性太差，学了半个月都学不出来，我在边上看都看会了。看他天天被福生先生骂，我实在熬不牢，就趁福生先生到外面抽烟的时候走到他身边去，一边帮他点烟，一边大着胆子说：“荣标怎么这几句都不行，我在边上已经看得稀熟了，我要不要弄给您看一下？”福生先生朝我看看，叫我别吹牛。我拍拍胸脯说：“我是疙子，怎么敢乱讲话。我弄给你看。”我就一边唱一边做。等我全部做完，福生先生转身进去跟梅荣标说：“我给你换个角色，这个角色由疙子来。”这话说得大家都呆掉了，怎么突然换了个疙子来唱小生。梅荣标跑出来问我：“这个戏这么难，我学了半个月还没会，你一个疙子怎么会？你要真会唱，你的稻谷学费我来给你出！”福生先生心里有数，叫我演给大家看。形势突变，加上梅荣标对我的态度，我涨红脸又来了一遍。大家没想到我说话是疙子，唱起来一点不疙，再看我确实演得好，喉咙又好听，就同意我学戏了。这下子，我心里真是高兴啊。

接下去，我们又跟着福生先生学《挡珠打擂》《烈女配》。这几折戏都是很老的戏，现在专业剧团都不演了，但是民间还是喜欢看，我家剧团到今年还在演。三折戏学完，先生们就让我们开红台。我们没有服装行头，福生先生曾经在龙游志棠做过几年戏，他就去志棠借来几件服装行头。

开完红台，我们就到溪口去唱戏了。因为我唱戏的个子刚刚好，扮起来相貌也很漂亮，加上一副好喉咙。不管是老先生还是一起学戏的朋友，再没有人小看我了。有一次我和文昌先生一起在山上挖茶篷，一边挖，一边学。挖了两天，学了一出《平贵别窑》。这几个先生很喜欢我，只要他们会的戏，我想学什么他们就教什么。有时我闲坐着，他们看到也会凑过来，主动给我说戏。

只有梅荣标心里很不高兴，总是说我们学戏都是他出钱，说得大家肚子里一包气。一年后，大家凑了五石米的钱给他，跟他说，我们把钱还你。你要学的话就继续跟着我们学，不学就也不要讲什么我们学戏你出钱了。他听了这话，就离开了剧团，后来进了兰溪婺剧团。

我们19个人要唱戏，总不能一直到志棠去借服装，怎么办呢？廖高清就带了三个人去金华买行头，三个人中包括我和我老婆。为什么叫廖高清去呢，因为他早年曾经在周春聚唱过正生，又管过戏箱，周春聚的人都在浙江婺剧团，他在金华肯定有门路。到了金华，廖高清先带我们到浙江婺剧团去。剧团的人看到廖高清，老朋友几年不见，见了面很高兴，还提出晚上留我们三个年轻人看戏。廖高清说，团里给的票，位子肯定不好，就自己掏钱买了三张票，让我们坐在最前面看。那晚前找a是周越桂的《借扇》，正本是《花田错》。啧啧啧，他们做得真好，我们三个人看得口水都流下来。散戏后我们坐在河滩上谈天，我说：“高清先生，他们的戏怎么做得这么好。我们要是有他们一半就好了。”廖高清安慰我们说：“不要慌啊，你们慢慢学慢慢演，日子长了，也会和他们一样好的。”第二天，他找到团长说要买点旧行头。团长知道我们没钱，看在廖高清的面子上半卖半送地给了我们一些。回来后我们靠着这半副行头做了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后，我们听说劳村公社的下潘村谢老九家里还有几只戏箱放着不用，我们就去看了。那几只戏箱很好，八只角上都包着铁皮，里面的行头也不错。我们东拼西凑，把他家的戏箱买来，再加上自己做的一些服装，这下我们的行头算是齐了。

a　前找：正本戏开演前的折子戏。一般正本戏安排文戏，前找就是武戏；反之，正本戏安排武戏，前找就是文戏。

为了这些行头，我们背了很重的债。为了还债，我们做了五年戏，一分戏金都没有拿回家去。有时回到家里，父母问我们要钱却拿不出，实在难为情。我们农村剧团，别人家干农活的时候，我们也干农活；别人家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做戏。哪里叫我们去，我们就去，只要有戏金给我们，只要能早日把债还清。

我们剧团出去做戏，规矩很重。那时剧团出去演戏，都是到各家各户吃派饭。吃饭前，先生有话叮嘱：“如果全鸡上来，一概不准动。如果上来一碗肉，一个人去，可以吃一块；两三个人一起去，还是不能吃，你一块我一块，那碗肉下次就拿不上桌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这个团，每年都要唱很多场。

三、“做戏就是为了吃酒肉饭”

到了年，我们买行头的债还清后，慢慢有点钱拿回家。这时，公社里开始管我们了，要大家办演出证。一开始，要是你不办演出证，正月初十以前你公开做、随便做，没人来管。到了正月十一，你要是没证还敢再做，公社就来抢你的锣，锣一抢走，戏就唱不成了。再后来就是“小四清”了：县里来人，一下子把我们所有的戏箱都锁起来了，说要整风了。我们提意见，你们整风归你们整风，扣我们的行头做什么。县里人很严肃地说：“你们做戏赚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我们可以在外面做戏15天，做完就回来。慢慢地变成10天，再后来变成出去一次只能做5天。又过了一年也就是年，“四清”开始了，形势越加不对了。那一年不管是农村剧团还是国家剧团，都不好随便做戏。其实也是做不下去了：前几年县里一定要大家做现代戏。老百姓不要看，看到台上出现代戏，只要一分钟台下人就走得精光。

年下半年，我们五六个人把戏箱打开，偷出行头，逃出去做戏。做戏的地方是李家公社的杨家村、上马公社的小溪源村这些深山冷岙里，做的戏是《龙虎斗》《太师回朝》《烈女配》《怀德过关》这些老戏。怕人知道，我们就不上戏台，只在平地上或者是人家的堂前做。也不敢做多，只做一夜，第二天就换地方。有一天夜里，上马公社一个姓王的书记带着郑金根来抓我们。他们来之前，有人先跑来通风报信。我们直接把戏服、行头还有锣鼓藏到农民家的谷柜里去，连妆也来不及卸。书记来了，指着我们脸上的妆就是证据，逼我们把行头交出来。要我们低头认错肯，交行头怎么可以呢！边上来不及逃走的看戏人也帮我们说话。书记拿我们没办法，加上觉得太晚了，把我们一个个骂了一遍后走了。走之前放话，要我们明天一早到公社去深刻反省。我们哪里真会去他办公室啊，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把锣鼓、戏服一包，就逃到龙游高垄、珠坞的深山里去了。在龙游我们又做了三天戏，怕遇到那里的书记，就逃回家来。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做戏。

年这一年，完全不能做戏。到了年就更厉害了—红卫兵开始烧行头。那些红卫兵都是我们本大队人，戏箱放在哪里他们都知道。他们先是把我们的戏箱收去，锁在大队办公室里，说是要开公社大会，烧给全公社的人看。我们大队支书邓正发人很好。烧戏箱前一天他偷偷地跟我们讲，晚上过了12点后到大队里来，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拿一件最喜欢的回去。他交代又交代，说他装作不知道这件事，但千万不好说是他同意的。晚上我们到了大队里去拿戏服，怕被人发现，电灯也不敢开。其实也不用开灯，那些行头都是一喉咙一喉咙唱回来，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我先拿了一套大靠，想想那么多服装，明天就要被烧掉，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狠心又拿了一件蟒、一件宫装一起带回家藏起来。

第二天，红卫兵把所有的行头都倒在万圣庙门口的桥头，一把火把行头点起来，还逼我们站在边上看。看着大火，我们心里难过啊——你要破四旧，不好唱戏，我们不唱就好了，这些服装放在大队仓库里，不吃你的饭，不吃你的茶，不碍你的什么事情，你去烧它干什么。我们19个人，5年啊，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手，饿着肚皮办起来的这一堂戏服行头啊，就这样烧掉了。行头烧光后，呆登登地看着桥头被烧焦的石板，我们想大概以后再也不会有戏做了，眼泪熬不牢掉下来。

到了年，形势稍微松了一点。以前走掉的梅端富来我家玩，我和他聊天，叹气说，戏是不是永远没得做了。他说：“老疙子啊，我看古装戏是不要想了，但是现代戏还是有得做的。听说兰溪婺剧团有点动起来了。”他看我心痒，便问：“要是我弄两三个人，你敢不敢唱？”我马上说：“好，我家最偏，到我家排练，人家不知道。”我们8个人，花了两个月，弄了《三月三》《风雷渡》《样样管》三个现代戏。要是排老戏速度很快，但是是现代戏，我们那些老的动

作、老的唱腔配不进去，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戏排出来了，因为不好开红台试演，观众看不看得下去，我们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大家一商量，我们就晚上挑着担子到龙游里坞去唱。去的是梅端富、我、我老婆程银珠，正吹宁根发，锣鼓欧阳英，几个人都是好角色。

里坞是我们的老台基。到了里坞，我们和大队干部说，我们是来会会老朋友的，晚上我们敲敲锣鼓唱唱歌。其实呢，我们想好了，要是他们真不肯让我们唱戏，我们就唱歌。他们的大队支部书记听了很高兴，说：“好啊，饭由你们吃，要是没把大家唱高兴，你们明天回去。要是把大家唱高兴了，我们就再补你几块钱。”不要说钱了，那个年代粮食紧张，一句“饭由你们吃”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啊。

到了晚上，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先唱了几首歌，接着就开始分角色清唱现代戏了。唱完大家都说不过瘾，一定要我们第二天晚上化妆起来，演给他们看。我们笑嘻嘻地说：“我们本来只是来唱唱歌，不要钱；要是真的做起来，我们要钱的。”书记大手一挥说：“不要紧的，十二块好不好？但是有一点，做戏你们就要做老戏，现代戏我们不要看。”我们一听呆掉了：我们辛辛苦苦排了两个月的现代戏，他们听了一晚上就不要了，又要听老戏？再一想，十二块我们八个人每人可分一块五角。在大队干一天只有四角钱，这里唱一晚抵得上大队里干四天了。于是我们就说：“只要你保证我们没事，我们就唱！”

第二天，书记还真给我们弄了一个戏台。晚上开演前把门关好，没有服装行头，我们就找了几块做豆腐的大方布披在身上，又弄了几块红领巾包在头上意思意思。第一折做的是《龙虎斗》，这是我的拿手戏；第二折是《太师回朝》，那是梅端富的拿手戏。这两折一唱，唱得大家那个高兴啊，想发红彩a又不敢叫，就跟着我们手舞足蹈。唱了一个晚上老戏，怕有人把这事传出去，扣我们一个“恢复四旧”的帽子。我和梅端富商量：“明天晚上我们还是演现代戏吧？”梅端富朝我看看，说：“要有人看才能演，没人看，我们演什么演呢？”

a　发红彩：鼓掌叫好。

老戏唱过，里坞是呆不下去了。大家一商量，有人提议到龙游会泽里去，之前那里几个支部书记和我们关系都很好，去试试看。第二天一早，我们把东西一包，去了会泽里。会泽里的造反派头头是一个杀猪佬，和我们也认识。我们怎么会认识他呢，因为过去会泽里人很大方，我们每次去都要杀猪来招待。去得多了，我们就认识杀猪佬了。他看到我们去就偷偷问我们，做一夜戏要几块钱。我说我们在里坞一个晚上12块，不过我们不做老戏只做现代戏。他知道我们的水平高，说12块就12块。吃了晚饭，我们就在万年台上做《风雷渡》《三月三》。会泽里人长久没戏看，现代戏看看也味道。他们看了一晚，提出要我们明天再做一晚，还把戏金加到14块。可是我们只剩一个《样样管》了，撑不起一个晚上啊。就和他们商量还有一个《枣林会》，但是没有前面三个好看，行不行？他们也同意了。第二天晚上，加上《枣林会》也不够三个钟头，最后弄了一点老戏凑凑，大家也很高兴，唱老戏是四旧什么的一句都不说。就这样，我们在会泽里又唱了26块钱回来。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龙游湖镇等地，戏金也越唱越高。从一晚每人分一块五，到分两块，再到分三块，做戏好像在做梦一样。我和梅端富商量：人家给我们这么多钱，不给他们看整本戏说不过去啊。梅端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了个《红灯记》的本子来。他为了这本《红灯记》动了不少脑筋，都是他导演的。我们只会老戏，要把老戏的调子套到这种现代戏的新本子上去，很不容易。排这个戏时，我们每晚都只睡三四个小时。《红灯记》排出来后，我们有整本戏了，就有三个晚上的戏可以做了。于是我们沿着衢江一路做上去，一直做到衢县、常山再回来，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戏金有34块。在外面唱一个晚上的戏，顶得上大队里干10天了。

年过完年后，我们又偷偷逃出去做戏。从正月一直做到二月里，公社里的人找到我们，要我们回去。我们刚刚到家，他们又来通知，叫我们带上铺盖和吃食到公社报到。到了公社才知道，原来溪口公社偷偷出去唱戏的不止我们几个，有好几个班子。

公社里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后，出来几个干部，把我们大骂了一顿，说我们犯了“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罪。他们说样板戏是中央定下来的，要唱京剧的，一个字都不能改。就连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几块补丁，补在什么地方，补丁的大小都有规定。我们建德县除了建德婺剧团，没有一个班子好唱。听说你们拿婺剧的老调去套这个戏，简直是罪恶滔天。他们骂完了，就把我们一个班子一个班子拎出去问具体情况，没轮到的就先关着。轮到我们的时候，公社干部问，这个戏的本子是谁弄来的，谁导演的。那时大家脑子很灵清，不好随便乱讲话，那些改剧本、改唱腔的要上纲上线的事情一点都不好说。要是说了，就是“破坏革命样板戏”。所以我们假痴假呆地说我们只是喜欢唱就出去唱，地方上听了很高兴就拿东西给我们吃。地方上有肉、有鸡、有酒、有烟给我们吃，每天吃得很味道，讲得那些公社干部口水都流下来。他们没办法，看了一圈，认定是我和梅端富是头头，也不管我们说什么，就自顾自地整理了一个材料。

关了5天后，公社就开千人批斗大会。他们看到我们戏服里有一件呢军装，很生气。那件呢军装是戏里的日本人穿的。这块呢料是哪里来的呢？是会泽里的一个地主给的。他看了我们的戏，拿出一块呢料给我们，他说他家成分不好，不能穿这么好的料，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给我们做件戏服。当时呢大衣是最高级的衣服了，所以公社干部要我们把呢军装穿起来吃批斗。梅端富穿着那件呢军装上台，下面的群众都在说，那个梅端富穿着呢大衣真好看啊，像个县委干部一样。于是大家议论，梅端富为什么要演《红灯记》，因为他要漂亮，要穿好看衣服。

其实，他和我们赚钱目的不一样：我们是上有老下有小，缺钱；而他真是为了一张嘴巴—他老婆和他离婚了，他没什么负担，出去真的就是为有酒、肉、白米饭吃。现在想想，梅端富说的也没错，我们偷偷摸摸地出去，不就是为了全家老小的一张嘴巴吗？

四、台上台下的婺剧变化

年，我们都叫这一年是“百花齐放”年，因为这一年开放古装戏了。这一年后，我们演戏也不用偷偷摸摸了。那么多年没有戏看，只要有戏大家就挤去看。为了看越剧电影《红楼梦》，有的人走二三十里路，三遍四遍连着看。那几年，因为大家看“饿煞戏”，一个小小的溪口乡突然冒出来9个剧团。南泥坞村里办两个剧团，一个唱越剧一个唱婺剧。我们村里也办了好几个，最有名的是梅端富家，梅家五兄弟办了五个剧团。我们村里家家户户最大的收入就是做戏，做戏就是我们村的主业。

因为看戏的人多，演戏的人少，我们就收了一批初中生来学戏，我儿子刚刚初中毕业，也跟着我唱戏。他们从来没看过古装戏是什么样子，他们以前看的都是样板戏，一上台就像李玉和、郭建光一样昂首挺胸。一穿上古装，手被水袖盖住不知道怎么拿出来，穿好高靴，上台走路也走不稳了。他们就跟在我们后面跑龙套，一跑两年。他们学戏，不像现在戏校里学生那样有老师教。戏这个东西啊，只要学的人有灵气，慢慢地看多了就会了。

年，我们剧团成了公社里的社办企业，我做团长，剧团名字叫溪口公社婺剧团。溪口公社婺剧团有点工厂的味道，大家就像工人一样拿工资，会计出纳都由公社里派进来。那时溪口公社婺剧团的主要班底是这样的：郑金洪（小生）、程银珠（花旦）、胡全海（老生）、廖原汉（老外）、陆龙其（副末）、邓银凤（作旦）、邱宝荣（花旦）、储茂源（大花）、曾启生（二花）、何钢成（小花）、吴乃生（四花）、徐正松（鼓板）、廖绍华（副吹）、曾启祥（小锣）、蓝乃全（大锣）。这批人基本上都已经去世，还在世的没几个了。年底，公社转成乡镇，慢慢地社办企业又要转制，成为私人剧团。到年初，溪口公社婺剧团改名红星婺剧团，成了私营剧团了。

如果我老婆的爷爷算第一代，我这一代是第三代。我们这批人的主要活动时间是从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一辈子当中，一开始唱小生，年纪大了就改了老生，到了60多岁后就改了老外。我演得比较多的有《前后金冠》（年轻时演薛猛，后来演徐策）、《前后日旺》（年轻时演狄青，后来演国王）、《前后昭关》（年轻时演伍星，后来演伍子胥）、《前后龙阁》（年轻时演薛平贵，后来演王允）、《前后麒麟》、《牛头山》、《下河东》、《梨花斩子》、《双龙会》、《九件衣》等等。我老婆程银珠比我大一岁，在剧团里做花旦。我们年轻时，民间剧团里的花旦都还是男的。那个时候，她长得漂亮，唱得又好。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团里的那个女花旦只要往台前来回一走，一张戏票就好加两毛钱。后来她身体不好，40来岁时就没能再唱下去了，很可惜。我呢，在台上从17岁一直做到72岁，除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停了几年，又演过样板戏外，一辈子就滚在万年台上唱婺剧。

8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比，台上演的戏变化不大，但是政府管我们的方式变了，只要我们不演黄戏、反戏，政府就慢慢地不管我们了。举个例子，就拿祭台来说：造好的新戏台要先祭一下，老百姓说不会祭台的剧团，他们不要。我们没学过，就向道士去请教，他们倒是会这个东西—道士会唱目连戏，烧路头、赶僮子、画符什么都会，就请他们教我祭台。后来我又到大同的王樟仙夫妻那里去，问他们的祭新台怎么弄。所以那时我们团里的祭新台是两边合起来的。

80年代初，有一次全县的干部会议放在李家公社开，不光全县的公社书记要去，整个大同区的村支书、大队长也去。会场放在新造好的李家大会堂，地方叫我们去祭一下。祭完台正式演出，他们白天开5天会，我们晚上唱5个晚上的戏。本来以为唱完了就好了。没想到会议结束后，大同区委书记把区委副书记、李家公社书记、副书记、我们村的书记、大队长连我，六个人全部叫到他办公室，把大家一个一个轮过来骂一遍，骂我们搞封建迷信。特别是我，简直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最后还问我：“你说你祭新台是要赶鬼，到底是个什么鬼？你把鬼抓来给我看看。”再后来，看看这种民间风俗拦不住，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危害，祭台就慢慢放开了。

在我看来，这二十年里，台上的婺剧变化挺大的。严格说起来，现在的婺剧只有曲调、锣鼓和老婺剧像，其他都不像老婺剧了，要是武打戏的话，就连锣鼓都打京锣了。拿身段来说，年，我大儿子郑平学戏时，“两步半a”还在。这些年“两步半”已经完全不见了。再比如说戏服：我学戏时，婺剧里是没有高靴的，都是平底；到60年代，慢慢地变成厚底了；到我儿子学戏时，就全部改成高靴了。再比如说，我们的客衣——京剧里叫褶子——是当家服装，不论男女都要穿。现在民间剧团里花旦都嫌它没有腰身不好看，没有一个肯穿客衣上场。现在她们要么穿宫装，要么穿越剧的服装上场。过去客衣里要穿白水衣，现在如果还有人穿客衣的话，里面的白水衣也不要了，把脖子露出来，项链一挂，大家都说好。我们戏箱里客衣还有很多件，可是一般都用不到。现在老百姓看电视里的戏以后，口味变了，龙套都穿得像个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一样的。

a　两步半：旧时祠堂、庙宇内的戏台俗称万年台，一般面阔、进深均只有五到六米。加上五个后台以及一桌二椅，可供表演区域非常小。花脸、武生上场起霸时，因台过小，只能完整走两步，到第三步时便需打圆收回，故称“两步半”。经过艺人的加工，这种表演方式别有风味。

还有龙套也是在变化啊—现在民间剧团一出去，最少就要45个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因为观众要求越来越高。以前一个将军出去，后面只要四个兵就够了，最少的时候两个兵都行。现在不行，一出就是八个，四个都看不到了。观众现在看戏多，从电视里看惯那些专业剧团的人海场面，慢慢地就会来要求我们跟着学。像浙江婺剧团杨霞云的《大破天门阵》，一出来后面跟20个女兵，一色的女靠。我们不可能跟到那个样子。观众的口味会慢慢地变的，就连台上的女兵都要点评一下，年轻不年轻、漂亮不漂亮。以前我们带龙套出去的时候，只要看下龙套有没有走错就好了，哪里管这么多。

五、儿子接着继续办剧团

我到了72岁，不再做戏了。现在大儿子郑平办了个婺剧团，叫建德小百花婺剧团，在婺剧界也还是有点小名气的。团长是他自己当，他是鼓板出身，现在主要管外面接业务；团里是大儿媳陈雪珠管，雪珠是个好演员，花旦、老旦、彩旦各个行当都会来；小儿子郑富是正吹；小儿媳柳少兰是花旦；外甥女胡群英是小花；外甥女婿宁建明是大花。还有孙子郑晓宇，今年21岁，是团里的武功演员。他高中毕业后，就在团里跑龙套，那些河北来的武生们也教他一些，现在慢慢地也像样起来了。这些都是我们自家人。外面请的有廖文清（老生）、邵小苗（小生）、潘莉（花旦）、方霞（旦行）、梅端荣、吴雪姣（后台）。大部分都是在团里合作了好几年的班底，大家关系都挺好。像廖文清是廖高清的小儿子，艺术水平过硬，去年到杭州去参加杭州市文化局办的“杭州传统戏剧大赛”，拿了个银奖。他比郑平大5岁，就住在我家后面，两家算是世交。80年代他在建德婺剧团呆过3年，在郑平的团里也唱了10多年，是团里资格最老的演员。

严先来与郑家一家合影（左一：郑平.左四：郑金洪.左六：严先来）

郑平之前在别人的剧团里做鼓板，雪珠在同一个团里唱花旦。3年，在我大女婿的支持下，他们俩筹了10万块钱开始自己办剧团。刚开始的那一两年是最艰苦的。为了节省开支，郑平既做鼓板，又跑业务。每天都是早上出去找戏路，看哪个村有做戏的想法；回来下午、晚上两场戏的鼓板要打。那一两年根本就没有一天是睡得醒的。直到第三年条件好转，郑平不再打鼓板，跑到外面专心写戏，剧团里面让他老婆去管了。

郑平的剧团一开始叫兰溪千禧红婺剧团。因为办剧团需要执照，办执照需要一笔押金，加上办行头、招人，一开始就需要一大笔钱。他一时拿不出，找到兰溪一个不想继续办下去的叫“千禧红”的民间剧团，把它的行头、执照统统都买了下来，原来的老板给他打了一点折。所以头两年叫“千禧红”的时候，剧团算是兰溪的，审批也是到兰溪去办的。一年下来，他就把10万块本钱拿回来了。因为我们的戏好，到处都受欢迎，第二年就有利润了。有了名气后，建德文化局就给儿子打电话—你是建德人，为什么要挂兰溪牌子，还是回来吧。要回来，郑平就提出要改名“建德小百花婺剧团”。文化局不同意，说小百花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专用的，就算我这里批给你，你到工商局也不会同意的。郑平到工商局去试，工商局的人一查，说小百花不是商标，再一查建德范围内没有叫小百花婺剧团的，就批给他了。文化局一看工商局都批出来了，反对不了了，于是就叫建德小百花婺剧团了。

现在浙江的民间职业婺剧团团长都是和郑平差不多年纪的人。这些年民间婺剧团起起落落，有办得不错发了点小财的，也有运气不好亏本的。今年同村梅家的剧团只演了5个月，但是演员工资还是要照开，已经30多万亏下去了。他家很硬气，为了发工资，把新安江的房子都卖掉了，我很佩服。我家的这个团这些年来没有大起大落，虽然不像别人赚得那么多，但是也没有怎么亏。这两年，明显觉得戏难做了。一方面从外部说，农村集体经济不好随便乱动，不能用于戏金开支。我们这么多年，都是靠村集体经济出钱。现在财务制度在改革，村里的钱不能随随便便地由村支书、村长说了算，这下就直接把我们的经济来源卡断了。个人出钱比如说贺寿也有，但是少。现在要改成到看戏的观众那里去凑了，那就难凑了。那些看戏的老头，本来就要靠儿子女儿给他们点钱，要他们拿，他们能拿出多少来。另一方面从内部说，演员工资从5年开始每年不停地涨，高到现在不得了，一年要10多万。老生要八九万一年，现在的老生廖文清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分上，少拿了一些。小生花旦年轻，要10多万一年。听别人说，婺剧民间剧团里工资最高的是马小敏，一年工资20多万，缙云的李炳良夫妻在永康红星婺剧团，丈夫一年18万，老婆一年12万。两夫妻合起来的收入，比在专业剧团里高出好几倍。

我们现在大部分民间剧团实行的演员工资制度叫“全承包”：从六月十五开始集中，到四月十五休息，一共十个月，这十个月里，行情好不好，观众多不多，团里安排排戏也好、唱戏也好、歇工也好，都和演员收入没关系，收入一刀切，到年底一分钱不少。但是收入越高的演员，责任越大，会戏要多，一定要有几本或者十几本拿得起来，因为有不少观众是专认这个演员来看戏的。演员和我签了十个月的合同，这十个月就归我管了。也有的剧团不这样，他们一年演八个月或者十个月，演员和团长签合同，承诺团长一个演出场数。在完成了这个场数之外，每加演一场，那就再加一点钱。加的钱基本上等于普通人上一天班的工资。因为民营剧团收入高，有的专业剧团的人也被我们挖过来，我们团里的5个三级演员，都是专业团里来的。演员和演员之间不会去讨论彼此的收入状况，这个是行规。

我们的戏，我给你看我年的戏单，正目（整本戏）有34个，副目（折子）有32个。这份戏单是我平时拿出去写戏时给地方看的，一般比较受欢迎。要是他们还想看别的戏，我本子里还有一些，只是没有写出来。我们的戏比国营剧团要多，在一个台基，我们可以连演15天不重复。这些戏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我们手上传下去的，大概占到一半；还有一类是从别的专业剧团拿来本子，我们自己排的；还有很少一部分是从北方戏（京剧）里改编过来的。很多老戏专业剧团都是不演的，像《九锡宫》这样的戏，很多专业婺剧团的老师们说他们只看过，没演过。和他们不同，我们一个现代戏都没有，农民一直到现在还是不要看现代戏的。

民间剧团排戏和专业剧团相差很大。我们一整套规矩都和专业剧团不一样，我们没有专业剧团那么多时间来排戏，在我们民间剧团，真的时间就是金钱。再举个例子，六月十五到七月初一排戏阶段，我们只能给大家发一半工资。平时大家只拿一些生活费，工资要用剧团过年旺季时的演出费拿出来发。梅双全曾经好几次去新安江请建德婺剧团的严先来老师帮他管剧团，严老师说专业剧团他有办法，民间剧团的这套东西他吃不消的。

建德市小百花婺剧团节目单

最近几年，我家都是这样的：农历六月十五集中，把最难的戏排掉。什么叫难的戏呢？就是那些刚刚拿来本子的，很多人都没有唱过的戏。这些戏在六月十五前，就把片子a送到各家去，让大家在家里就先把唱念练熟。这样一来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二来我也不用开他们工资。回来后，演员排身段，乐队练伴奏，最后再是演员唱和乐队伴奏合起来。一些骨子老戏像《前后昭关》，大多数人都唱过的，如果今年的几个人没有合作过，那就稍微配合一下就好了。一些新戏像《姐妹易嫁》等有碟片的，也比较容易。大家在家里的时候，就已经把唱段、路数都摸得差不多了，集合起来，我们排了两天。最难的一本戏是东阳婺剧团《琼浆玉露》，大家一个人都没看到过，也没有碟片。但是从开排到开红台，也只花了四五天时间。最后东阳婺剧团导演陈志清看了之后，说我们演得还可以。

a　片子：大多数民间剧团演员只熟悉自己的唱词和念白，从教戏师傅或班主处拿到的不完整的剧本称为片子。后来有时完整的剧本、唱本也称片子。

这些年来，我们剧团和地方上的关系好了很多：过去我带团时，台上面做戏，台下面要好几个联防队员把守台口，不然那些“烂污鬼”看到我们女演员年轻漂亮，要冲到后台来动手动脚。有时一个不当心，戏做到一半，他们就冲到台上来，调戏一下女主演，戏都做不下去。剧团难免和他们发生矛盾，这些年，大家素质慢慢好起来，这种情况没有了。

《花头台》剧照

《八仙开台》剧照

以前我们到村里演出，都要村里接待，比如吃饭要么到村民家里吃，要么派个厨师来给我们烧；搭台用的东西，由他们去借。我们演一场戏，村里至少要派七八个人为剧团服务。每次派来的都没有经验，我们觉得他们做得不好，他们也觉得我们烦。5年前后，好像是一夜之间民间婺剧团都专雇人手做这些事，从道具装卸到吃饭住宿，什么都不再要村里管。村里也觉得多花几千块钱，何乐而不为？现在农村里已经习惯我们民间剧团的做法了。有的国家剧团自己没有这些人和东西，那就糟糕了。因为很多场次是政府采购的送戏下乡，戏金很低。他们希望村里能提供几十份快餐，提供车辆接送，村里反而要说话，不高兴了。

现在的戏迷年龄和以前变化很大，我带团的时候，台下什么年纪的人都有。到了90年代后，台下就只有老年人了。这些年，听说又有了新的变化，义乌、东阳、浦江、金华这几个地方台下多了很多年轻人，武义、永康也不少，这些地方经济条件好，有的人家里条件不错，就跑来跑去到处看戏。他们看戏多，懂门道，也喜欢和我们打交道。我们有的台基就是他们推荐给我们的。反倒是我们建德、兰溪、龙游这一带，相对经济条件差一点，看戏的年轻人少一些。

这几年建德的民间剧团越来越少了，大概只剩下三四家婺剧团，下涯还有一家越剧团。、年，我们场次没有变化，戏金少了。我们算场次是照农历算，前年（年）是闰年，我们演了场，除了转台基，我们白天戏几乎就没停过。那一年的戏金最多，一年拿到万。可是，万里绝大部分都是演员工资，工资年年在涨，我们过年像过关一样。我很羡慕建德婺剧团有政府采购，他们一年场，每场块，每年万旱涝保收。如果这个事情能给我家的话，我们在建德范围内演演就好过日子了。

采访时间：年1月31日采访地点：建德大同镇万圣村郑金洪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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