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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运取代漕运,京杭大运河已长期淡出视野。毕竟人工河流的载泊量小,运速低,淤塞严重,运输成本偏高,越来越不符合商业进步的需要。然而,大运河在中华两千多年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实不该被遗忘。既然失去军事战略价值的长城可以转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经济意义淡化的大运河亦当仁不让。何以长城之伟绩昭然天下,运河之功业却隐晦不明?是因为前者数千年以来都喻示着“不教胡马渡阴山”的戍边意义,一代又一代名将勇士被称为“护国干城”,而残害忠良的暴君则被斥为“自毁长城”。后者则与日常生活过于贴近,人们的确离不开运河带来的日常所需,却难以将柴米油盐之类纳入审美;其次,历朝政权多不愿强调“南粮北运”的现实,以免激发地域矛盾;再有我国史传的成王败寇理念,规避了夫差、杨广的政绩,历代诗文中对“水殿龙舟”之事的渲染,也使得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
灵宇有琼花
大运河的声名虽累于炀帝观琼花的骄奢之举,说到其审美意象仍让人首先想到琼花。这位损本朝而利后世的君王为正史所不容,却成功地让琼花名动天下。历代咏及琼花的诗词约余首,直接以琼花为题之诗词也很多,写琼花最美好的词句当属宋人郑觉斋的《扬州慢·琼花》,阙词以佳人拟名花,道尽了此花仙品不同凡俗。若非徭役的实际残酷,及“殿脚女”的荒淫传说,隋代大运河的开凿直接指向审美,冰雪之姿的琼花或许正寄托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原对江南静好岁月的向往。
琼花现为扬州、昆山的市花,又有“聚八仙”、“绣球花”之称。琼花与八仙花虽在植物分类学上有亲缘关系,却并非同种。自宋代以来,二者便常有混淆,至今更难分辨,宋人对这两种花的辨识以有无香气为凭,又据发表于《大自然》年第3期的《厘清琼花与八仙花的混淆错乱》一文称,这两种花的差别主要不是有香无香,而是琼花色白,八仙花色微黄。这两种花的另一差别是琼花难栽,聚八仙易植。将聚八仙错认作琼花,迄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真正的琼花或亡于金人兵燹,后人以相似的八仙花顶替,谎称琼花复活以示祥瑞。但有识者如方岳便明言“乃今存者赝本耳”,从明代王象晋《群芳谱》到晚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亦均未见琼花记载,真品当已绝迹。而今唯余汩汩滔滔的运河仍为我们载咏着琼花的绝世美名,倾国的名花也成了大运河最显著的审美文化意象。
米盐茶马酒
为赏琼花而凿水道之说,终究只是传奇,炀帝的实际目标自然是米盐茶马酒的漕运。陈宁骏《大运河漕运的兴衰》一文写道:“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以京都洛阳为中心,东北抵涿郡,东南至余杭,全长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唐代又对运河作过些修整。大运河的通航,交织出一张前所未有的物资物流网,把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唐王朝的经济文化呈现出昌盛发达的景象,出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无疑,大运河于大唐盛世之文治功业居功至伟,各地物资通过大运河,齐聚长安城东的望春楼下、广运潭上,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至北宋时期,艺祖定都汴梁(今开封),地处运河中段,南北水道更为便利。朝廷为保漕运通畅,于苏北设发运司收储江南物资,并修建了众多水闸以便“蓄水行舟”,北方物资也同样流入南方。南北物资流通使运河两岸日益繁荣,城以河兴。
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决定大治运河水道,于是京杭大运河呈现于世,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成为元朝最理想的纵向水上线路。据史载,当时仅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还不算由它串联的五大河系的部分,就达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
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同样定都北京的明、清二朝均以元代所凿水道为经济动脉,南北贸易、京师漕粮多赖京杭大运河输送。明代甚至直称其为“漕河”。清庭对漕粮的需要更甚于明室,因其采满汉双轨官制,行政机构愈加繁冗,兼有京师数十万八旗的“铁杆庄稼”需供给。但大运河在清代已年久失修,河道日见窄浅,致使漕运屡次受阻。清廷为保漕运畅通年年拨国帑修理河道,多种治理之策,均治表不治本。光绪二十七年(),清廷终于下令废止漕运。此时海运条件已完全成熟,先进轮船的出现使得运输成本大幅降低。至宣统年间,津浦铁路通车,新型海陆运输模式雏形已成。不再是“漕河”的大运河此时已多处淤塞,许多地段不能通航,河面上数百年络绎不绝的欣荣景象,终成昨日黄花。
追溯“米盐茶马酒”的南北流通,它既是往昔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又属古代国政之要事,正可作为大运河经济文化之意象。
南北一统的纽带
中华文明历数千年不衰,实有赖“大一统”政治理念,此理念的实现必涉及南北统一问题。“大一统”理念萌生于三代分封,具体显现为抑损王侯、改立郡县之秦制。以江南为例,此地上古时为九夷之民宅居,以共工氏为国号,与华夏相持历数百年之久,直至殷商末世,太伯、仲雍适吴,江南文明始开,自西周以降渐与汉民同化。秦代以来,南方被进一步开发,长江、珠江流域皆入中国版图,“七科谪”戍守岭南之举措,更使南方疆域直达海滨。然而,南方民族本处古九州外,教化之功非数代可成,长江之形胜更为南北分裂提供了条件。
三国归晋后,南北文化进一步融合。尤其江南之地得水利之便,民富而士文,民风已从好勇轻侠转与中原同风。五胡乱华时期,江南已完全具备了让汉文化重心南移的条件。蛮夷入侵使得南北文化渐呈逆转之势,中原民众弃礼义而从夷俗,乃至文明消歇;江南则因冠带之民萃居而保全了华夏正统。
无论东吴割据,亦或东晋、南宋偏安,历史学家田余庆反复强调“南方开发程度”所起的决定作用,而南方开发程度自古便与大运河的开凿关系密切。就江淮地势而言,其古今不同皆由于水道不同所致。然而那些自然水道,多是河流湍急,行船危险,经年泛滥成灾,根本无法担当漕运大计。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开凿,皆是要造就一条中国心脏的主动脉,以最方便的内河航运网络确保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令行政中枢得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国有资源。这必然加深了北方尤其是京师对南方的依赖,也必然加速南北统一的进程。故自元代以后,江南的高度开发以及北方的绝对依赖,使得南北分裂再无可能。大运河确有明显的皇权烙印,历任河督的尚方宝剑皆强调着此河之主乃皇帝本人。虽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唯有此河之畅通与否能令王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纵然腐儒开口闭口“食茅践土”,又有何处江山能如运河一般,给人以帝王私产与天下共利之景象。
在我国南北统一的进程中,大运河的作用是如此无与伦比,它消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弥合了南征北讨的战争创伤,也强化着紫禁城中的帝王作为南北主宰的象征,使中央政府的影响渗透南北。放眼世界,再难找出另一条几千年改朝换代却矢志不渝的奇迹之河。年我国的大运河此时已将完成她的历史使命。大运河无疑是南北一统的纽带,而这也正是她最鲜明的政治文化意象。
作者: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王韬研究员
文章摘编自《运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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