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我儿时的记忆
一、三条蛇的故事
上天的安排：父亲母亲和我，按属性算：都属蛇。
按出生月份来算，母亲是阴历三月份生人，父亲是阴历七月份生人，而我是阴历十一月份生人。
母亲说：人的属性和月份，决定了人一生的命运。
母亲还说：“我是阴历三月生。三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地里什么东西也没成熟，注定要挨饿。所以，我这条三月份生的‘蛇’，一辈子总挨饿！”
“你父亲是阴历七月份生。七月份，地里长的东西已经成熟或接近成熟。但是，还没有收割。要想吃，只能是到处跑，找食吃。你父亲这条‘蛇’，一辈子就是这样，到处跑，不但是为自己找食吃，还要给你挣学费！”
母亲接着说：“数你命好。你是阴历十一月份生；十一月，已收割完毕，粮食进仓了。而蛇也在地洞里存足了粮食，该‘入蛰’了。回到洞里，准备冬眠，坐吃坐喝。所以，你一辈子应是享福的命。”
母亲的话，是一个迷信笑话。但是，仔细想想，父亲母亲与我这辈子的命运，又好像与这个迷信的笑话十分吻合！
“人是命，天注定”吗？
明知是迷信，可是，有些时候，你想不相信，都不行！
在父亲母亲去世以后的许多年里，我曾经多次做过一个离奇的梦，梦见有两条大蛇，安详地盘踞在我居住的屋子周围。我安然地睡卧在房子中间！
我平时很怕蛇。在野地里看见蛇，我顿感浑身哆嗦，吓得我立刻绕的远远的！
但是，在梦里我一反常态，不但一点不害怕。还觉得十分温暖、十分亲近，十分祥和！
我非常想念父亲母亲，经常想起“三条蛇”的故事。这就是“相由心生”吧！
是父亲母亲显灵了！又回来了！
是两条苦命的“大蛇”，用他们坚强的臂膀，护佑着我这条幸福的“小蛇”！
这件事，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却完完全全是真的！
二、关于父亲
1.李“大”木匠
父亲是个木匠师傅。人们在称呼父亲时，往往在李姓与木匠中间加上一个“大”字。有熟悉的人，就直接去掉李姓，直呼大“木匠”。
父亲的木工手艺很精湛，在十里八乡很有名。
父亲的手艺有四个“绝招”。
父亲的第一个绝招是：投“犁杖”。
“犁杖”是农耕时使用的几乎是唯一的工具。
在旧式的农耕下种时，“犁杖”的用法是：牛在前面拉着，人在后头一边扶着“犁杖”往前走，一边举着鞭子指挥着牛，“犁杖”在地里挖出了一条深浅合适的沟，再下好种子，盖好土，压实，完成了一整套的下种程序。
“犁杖”好用还是不好用？是能否顺利耕地下种的关键。“犁杖”不好使，要么地沟挖深了，牛拉不动，种子也难以钻出土；要么地沟挖浅了，没法下种！
“犁杖”好用还是不好用，是考验一个木匠师傅水平的关键。
父亲说：投“犁杖”有两个技术关键：一个是“犁杖”背的弓度，它关系到“犁杖”入地是否容易，还关系到人扶“犁杖”是否省力。另一个是“犁铧”的对地斜度，它关系到“犁杖”挖沟深度，还关系到牛拉“犁杖”是否省力。
在这两个制作“犁杖”的关键技术上，很多木匠，在父亲面前都“甘拜下风”。
父亲的第二个绝招是：打“木轱辘车”。
“木轱辘车”也是农村经常使用的运输工具。
在那个年代，农村没有汽车和拖拉机。即便是胶轮马车也只是像供销社、粮站等之类的国家部门才有。农村家家户户最常使用的是“木轱辘车”。
“木轱辘车”的使用要求是：行走要稳，噪声要小，坐着要舒服，要经久耐用。
“木轱辘车”的制作关键是选材和轱辘的制作上，父亲的制作也有独到之处，也使很多木匠师傅，在父亲面前“自愧不如”。
父亲的第三个绝招是：打“寿棺”。
在那时候，农村不实行火葬，只有土葬。
制作“寿棺”，是根据户主的要求，根据花钱多少选材。对于很多比较有钱的孝子们，总愿意给老人制作的“寿棺”气派一点，庄严一点、美观一点。
父亲为用户制作的“寿棺”有一点与众不同：他能在油漆好的棺木上加上很多画，如：八仙过海啊，王母娘娘蟠桃会啊，唐僧西天取经啊……。
这些画，寓意着人死了，去了极乐世界，去了西天拜佛取经……。
所以，父亲做的“寿棺”，格外受人欢迎。
父亲的第四个绝招是：盖房子的木工活。
盖房子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遇到的大问题。主要的木工活是上屋架，上椽子与打门窗。
农村盖房子，屋架搭建得好不好，是房屋质量的关键。
盖房子施工到了上屋架这一步，要举行搭建屋架“仪式”。“仪式”的程序是：先停工，户主首先要烧香、跪地磕头、拜神仙，然后放炮，再由户主行礼，拜请有威望的木匠师傅蹬上屋顶，指挥上屋架、房梁、房檩、椽子，中午主人还要做好吃的，犒劳大家。
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很有危险的活计，不但要有技术，还要有体力。
凭父亲在乡里的威信和技术，很多人家盖房子，就请父亲担任这项任务的指挥工作。
盖房子另一件重要的事是打门窗。
那时候，农村没有玻璃门窗，都是纸糊的窗和纸糊门的上亮子。
对制造门窗的要求是：纸要糊的结实，门窗造型要好看。如窗户棱有盘肠的、回字的、星字的…….
这些活计，在有些乡亲看来：父亲的手艺比别人“略高一筹”。
日久天长了，父亲的手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称赞了。人
们也就在他这个“木匠”称呼的前面加了一个“大”字，李“大”木匠也就这样传开了。
2.父亲的学艺经历
父亲的手艺是从爷爷的姥姥家学来的。爷爷的姥姥家姓萧，老萧家的木工手艺是祖传的。这项手艺从何时开始传？—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我记事的时候，就听说有萧大木匠、萧二木匠……。
父亲从小就跟着萧家学徒。直到十七、八岁，才离开萧家，与爷爷“独立门户”。独自承揽活计单干。爷爷外面的事情多，后来，基本上就是父亲一个人承担任务。
父亲心灵手巧，在从老萧家学到一些技术的基础上，又努力钻研，精益求精。除此以外，父亲还善于“偸学别家”的手艺。
那时候，匠人的手艺，互相保密。要学，只能是拜师学艺。父亲已经是“师出有门”了，不可能再拜师学艺了。要学也只能靠聪明的脑瓜、敏锐的眼睛、勤快的双手来“偸学”手艺。
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他是如何“偸学”在“寿棺”上绘画的故事。
那是在给一些富贵人家干活，经常看见主人家里为老人准备的“寿棺”，存放在没加锁的库房里；上面绘着各种图画。父亲就乘中午主人睡觉的时候，偷偷地跑到存“寿棺”的库房里，用预先准备好的宣纸，把“寿棺”上的画描下来。一天、两天……。终于把所有“寿棺”上的画描完了。
以后，再给别家做“寿棺”时，父亲就按照那些描下来的图画，绘到别家的“寿棺”上。
父亲还善于精心研究，天长日久，又提高了这项技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能在“寿棺”上绘画的老手艺人越来越少，这项技术，在家乡几乎成了父亲的“独门绝技”。
这些描图，我曾见过多少次。父亲把它视为“珍宝”，一直深藏在柜子里。
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干工作要认真负责，对技术要精益求精。我还非常喜欢搜集技术资料，这种性格也是父亲的遗传基因！
3.父亲的爱好
农村在解放初期，还很落后。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消息非常闭塞。唯一的一项家庭娱乐活动就是看“古书”。这也是父亲平时的“最爱”。
父亲在家里存了很多套古书，如《三侠剑》，《雍正剑侠图》、《天门阵》、《隋唐演义》……。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把这些书，视为“珍宝”。
父亲长年一个人在外务工；但是，不论父亲走到哪里，总把他的“珍宝”，带在身上。
每当打工间歇或下班以后，父亲就拿出带在身边的古书来解解闷、看一看。这些书就是陪伴他渡过寂寞时光的唯一伙伴！
每逢过年回家，村里有与父亲相同爱好的人，就聚在我的家里，半宿半夜地让父亲念给他们听，父亲从不拒绝！
“文革”中“破四旧”，面临着失去这些“珍宝”的风险；父亲着急了，就把这些“珍宝”，用几层塑料布包起来，藏在了连母亲与我都不知道的地方！
父亲喜欢这些古书中的人物，敬仰、崇拜书中那些英雄好汉的品德！
爱好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
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父亲的性格：热心耿直，说话直来直去、直言不畏。每逢遇到不合理的事儿，总喜欢“仗义直言”、“拔刀相助”。甚至于有时候不计后果！
我小的时候，父亲还经常把一些古书中的故事讲给我听。父亲讲得津津乐道、绘声绘色，使书中的英雄豪杰，活龙活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我简直听入迷了。每当父亲回家，我总是纠缠着父亲不放：非让父亲给我讲一段，我才肯罢休！
父亲的爱好，自然而然地也就变成了我的爱好。每当我寒假回家，听父亲说书的听众中，自然也少不了我一个！不过，随着我年令一天一天地长大，慢慢的，说书人由父亲变成了我！后来，有的亲人说：“你的性格有点像你父亲！我承认，我的性格的确有点像父亲；性子比较急，遇事有话憋不住，总喜欢与人争辩几句。
俗语说：“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猫学，爱抓老鼠；跟着虎学，爱撵羊群吗！
4.技术主任
解放初，农村成立了互助组，村里的部分木匠师傅就联合起来，成立了“木社”。
“木社”有两位领导。一位是行政主任，主管行政事务，是我爷爷的姥姥家里的人，论辈份我叫他表叔，比我父亲小几岁。另一位是技术主任，主管业务和产品质量，就是父亲。
“木社”的主要工作，基本上就是父亲的四项“绝招”。
“木社”成立起来后，恰逢时宜，“买卖”兴旺。送上门来的活计络绎不绝。
活多人少，有点忙不过来了，两位主任一商量，又雇用了十来个小工。
村里还在单干的师傅，逐渐感到单干困难。论手艺，没有“木社”的师傅手艺精；论力量，也没有“木社”的力量大；讲竞争，在“木社”面前，自然是“甘拜下风”。
于是，有识时务的师傅，就找到了父亲，要求加入“木社”。
“木社”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木社”有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三个人组成：两个主任和一位主管财务的师傅。只要三个人集体通过才行！
树大招风；兴旺的“木社”，自然遭到了本村及邻村的一些人，特别是同行们的嫉妒。
后来，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又到高级社，上面有“令”：所有农村的木匠师傅，要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去，配合生产队工作：促进农业生产；这项任务的名子叫“包队”。
面对着上级的命令，面对着一些人的嫉妒，红红火火的“木社”，只能关门歇业，解散，所有的师傅只能下到生产队里去“包队”。
然而，“包队”就是一根绳子，拴住了就走不开。
队里规定：每年春耕大忙季节，“包队”的师傅，必须坚守岗位，
不准外出；其他季节，队里的活计不多，可以外出。但是，一旦队里有活儿，必须随叫随到，不准耽误。违规者要受罚！
从此，我家的艰苦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的“流浪者”生活也就开始了！
5.打“游击战”的大师傅
父亲从担任“包队”的师傅起，也就开始了一年四季“打游击”的工作。
每年春天，要准备春耕，忙于生产队里的活计。
父亲包的生产队叫“小官家地”村，位置在我家北边，离我家有三里多地。每天父亲就早出晚归，往返于我家与生产队之间！
夏秋两季：父亲就把“包队”的工作暂时放下。去周围村庄找活儿干。外去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必须挣出我的学费；另一个原因是，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出外干活，就可以带出去一张嘴。
那时的生产队非常穷，管理水平也很低，队里的活计很多很累。但是，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只出工不赚钱。社员们发牢骚地说：“我们辛苦一年是黑瞎子掰棒子，什么都不剩！”
父亲在生产队里干一天，工分值，低时只有几分钱，高时也只有一、两角钱，靠生产队，根本挣不到我的学费。
在筹钱无门的情况下，父亲就揹起木工家具，走遍离开我家周围几十里的村子，挨家挨户地寻找活儿干。
我清楚地记得：从上初中开始，经常看见父亲用锛子当“扁担”，“扁担”上挂满木工家具，看重量足有四、五十斤，父亲经常揹着这四、五十斤外出，往返走几十里路。我多次看见父亲回家进门时，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到了冬天，大雪封地，寒风刺骨，实在无法外出了，父亲就留在家里，为本村的乡亲们“服务”，一方面是村里各家各户有活儿，另一方面是为乡亲们准备过春节所用的东西。
想想父亲那些年的生活，就像母亲说的：是一条到处奔跑的，找食吃的“蛇”。又像一个打游击的“战士”。
由于父亲经常不在家里，我从小到大，与父亲相处的时间较少。思想交流也不多。
但是，我深深地感觉到：父亲与母亲一样地疼爱我；父亲“望子成龙”的思想与母亲是一致的。为了我的成长，父亲与母亲同样：都是不顾一切的！
我深深地爱我的父亲！
6.父亲的慈爱目光
父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我回家的头两天，父亲不管多么忙，也要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回到家里，什么都不干，一直坐在炕上看着我。
父亲看得很仔细。细致地观察着我身体的变化，细致地观察着我的精神状态，认真地听着我介绍学校里的情况、听着我讲述回家路上的所见所闻……。
父亲很少问这儿问那儿。他更多地只是听，只是看！
如果我说话时的情绪很高兴，父亲就会跟着我一起高兴。如果我说话时的情绪紧锁眉头，父亲就显出了充满担心。
父亲内心的希望是，我把外面的事情要全部讲出来，千万不要有所保留！
父亲在察言观色。他期盼着我一直能高兴地生活。只要我高兴，父亲就放心了。说明他唯一最牵挂的儿子，在外面的生活、学习、工作，一切都是顺利的……。
父亲心里清楚，我生活的那么远，真有什么困难，他也是干着急，无能为力的！他似乎在默默地向上天祈求：保佑我的儿子吧！
父爱是深沉的，父爱在心底里，父爱在无言中，父爱大如天啊！
三、关于母亲
1.勤俭持家
我记得小时候，因为与爷爷结识的人多，家里的客人来来往往、迎接不暇，母亲无论白天黑夜，总是屋里屋外的忙个不停。
在夜里，我经常是从睡梦中醒来，看见母亲仍然坐在煤油灯下，俯首凝神地忙碌着：要么就是为一家备吃备喝、要么就是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衣被……。
但是，母亲从不叫苦，从不喊累，俏无声息、默默无闻地操持着这个还很贫穷的家。再加上多年的饥荒战乱、一家人饱受了缺衣少食之苦。
我经常看着母亲那不知疲倦的背影暗暗心痛。
天亮了，解放了，人们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解放初，过年最热闹：家家张灯结彩，小孩说：“过年好，过年好，丫头要花，小子要炮”；大人说：“年前干活年后呆（休息），吃吃喝喝打大牌（扑克），初四开始唱皮影，初五开始戏登台；秧歌高翘家家窜，家家户户乐悠哉。”
每年一进腊月门儿，家家户户，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年。
而我们家，过年时最忙的是母亲，白天推碾子压面、做豆腐，做粉条、包冻饺子、蒸粘糕……。夜晚还得给父亲帮忙，因为父亲需要免费为各家做过年用的饼撑、灯笼，腊台……等年货,经常忙得整夜不能休息。
那年头没钱顾小工。父亲干活时，只能让母亲当小工：父亲拉上锯，母亲拉下锯，我是举灯照亮的。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像演戏，父亲是“主角”，母亲是“配角”，我是干杂活“小跑龙套”的。
我看着母亲脸上冒着汗珠，关切地问：“娘，累妈？”
母亲笑着摇摇头说：“累点没啥。乡亲们住在一起，相互之间经常彼此用得着，现在为他们干点活，累点也是应该的！”
母亲这个“配角”，经过长时间的磨练，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半个木匠”。平时父亲不在家时，家里的桌椅板凳坏了，门窗坏了……,等小小不然的活计，母亲就自己动手修理了。
2.“土先生”
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
我们村是个大村，有一千余户人家。竞然没有一个合格的医生。遇有重病，只能麻烦邻居们帮忙，去百里之外的县城里救治。
在求医无门的情况下，人们得了病只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自救。
为此，母亲练就了拔罐、手灸、简单地刮痧等手艺；还搜集了一些土方偏方，又在山里采摘了一些草药，晾干后储存起来，以备自家或乡亲们救急之用。
日久天长，有些熟悉的乡亲们，得了头疼、感冒等不是十分严重的疾病，就愿意来找母亲。母亲也愿意给他们看看，想个法子治一治。
我曾记得，那时候，不管白天或晚上，我家经常有人敲门进来，开玩笑地对母亲说：“‘先生’，我头痛，可能感冒了，给我揪揪吧！”有的说：“‘先生’，我腰痛，可能是着凉了，给我拔几罐吧！”
听到这种称呼，母亲不好意思了，赶忙说：“我算什么‘先生’？如果说是，只能算个‘土先生’，‘假先生’，‘冒牌先生’。”
母亲一边开玩笑地说着，一边急忙准备好拔罐、棉球、酒精，立即为来者医治起来……。
从此‘土先生’的名声就悄无声息地在村里传开了。
后来不知母亲又从哪里学了点接生知识，有至近亲朋上门求助时，她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全家人都为此事担心，劝母亲说：“这件事人命关天，危险性太大，别干！”
母亲说：“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咱们村过去有接生婆，现在没有了，医院路又太远，来不及；不急他们不找我，找来了，能帮忙的话就帮帮忙罢。真正难产的，我医院。”
就这样，母亲凭着大胆和生活经验，为村里好几个孕妇接过生。
3.家庭保健“医生”
父亲在外干活，长年辛苦、风吹雨淋、漂泊不定；整日里和锛、凿、斧、锯等铁器傢伙打交道；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伤及皮肉等事情常有发生。
农村汉子火力壮，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就给父亲弄个偏方、发发汗，或拔拔罐、灸一灸就过去了。
但是，再强壮的人，也有闹严重疾病的时候。
父亲一辈子曾有过三次大的劫难。每次都是因为家里穷，没钱医院救治，都是母亲想方设法，精心照顾调理，帮父亲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
父亲人生的第一次劫难是干木工活儿砍伤了脚。
一九四九年，家乡刚刚解放；经过土地改革，家家户户分得了田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俗语说：“有了地和田，吃穿不犯难，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乡亲们欢呼雀跃、热血沸腾。
就在这一年，父亲离开爷爷，自立门户。为了摘掉“穷帽子”，夫妻俩干劲十足、信心满满！
一九五零年春节过后，就要迎来春耕大忙的季节，为了不误农时，父亲必须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地把手里的木工活计干完。
太忙了--人身体就会过度疲惫，
疲惫了--人的精神就会走神，走神必然出错，必然发生危险。
就在正月里的一个晚上，父亲终因体力不支，再加上屋里灯光暗淡，干活不小心，锛子砍伤了脚。伤势很重，脚面子上的肉翻翻着，已经伤到了骨头。父亲一头载倒在炕上，一躺就是半年多。
家中的大梁“塌”了，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母亲既要操持家务，又要接送我上下学，还要忙着干家里地里的活计，更重要的事是，还得用“土”办法、寻草药为父亲治伤。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段极端困难的日子里，母亲经常是，太阳落山时才由田里回到家里。进门后，放下工具，先做好饭菜，照顾一家人吃完晚饭，再刷锅洗碗，整理卫生；最后就是点火熬药，再把药水凉温，打开包在父亲伤口上的纱布，为父亲轻轻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洗。擦洗完之后，再涂上药，包紮起来……。
母亲把这一切家务事干完，时间已是深夜十一、二点了，最后再拖着疲劳的身体上炕睡觉。
第二天母亲又是精神焕发地早早起来，重复着头一天的事情。
就这样，父亲的伤一天一天的好起来。
父亲的脚刚砍伤的时候，下不了地，需要母亲为他端屎端尿，三个月后能下地了，五六个月能正常行走了，七八个月后，又能出外干活了。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由于母亲的精心护理，父亲的脚伤不但没有感染，伤口愈合得还很好，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那一年，母亲成了名副其实的家里地里的“一把手”。
土改时按人口算我家共分得十多亩土地，分成三块，都在老哈河的河谷里，分散在村子的东、南、北三个方向上，离开我家的距离，最近的有二、三里，远的有五、六里。
母亲一个人要完成翻土、开沟、下种、开苗、锄草、一直到收割等全部的工序。
事情虽多，但是，母亲的安排很仔细。只见她每天早晨从家里出发，西一趟、北一趟、南一趟...。计划周到、从来不误农时。
遇有星期天，母亲就带上我一起下地。我很贪玩，离开学堂，像“出笼的小鸟”，不停的在地里跑来跑去。
我偶尔也心血来潮，蹲下去，帮着母亲铲铲土、平平地、拔拔草。
我分不清苗和草，经常把苗当成草拔下来。每逢这时，母亲从不责备我，还耐着性子对我说：“叶宽的、发黄的是苗，叶窄的、发青的是草，不要再弄错啊！”
在那一段时间里，竞管父亲躺在炕上，家里地里的活计没完没了，但是，母亲总是坦然乐观地面对，紧张有序地安排着，方方面面都做得井井有条！
我总觉得在母亲身上有使不完的劲，任何困难都不会把她压倒。
父亲人生的第二次劫难是得了“掉眼风”。
那是一九五八年的夏天，父亲在外干活，天很热。有一天晚饭后，几个人聚在门洞里，边聊天边乘凉。
第二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父亲的嘴歪了，眼也斜了，吃东西很难下咽，口水总往一个方向流。
原来是父亲受了“贼风”，就是通常讲的：得了“掉眼风”。
这下又把母亲急坏了，天又“溻”下来了！
这种病，母亲不知道去哪里求医问药。她敢忙四处求教。
后来从一个姓冯的爷爷处求到一个偏方：说是用山地里生长的“某种草药”，熬成膏药，贴在歪嘴一边的脸上，坚持一、两个月就会好转！
母亲开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做了，发现果然有效！
这也坚定了父亲母亲治病的信心！
从此母亲就开始天天上山，采药、熬药、制膏药、三天一次为父亲脸上换膏药……。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父亲的歪嘴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一生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4.我的重沙眼
为了我的健康成长，母亲费尽了心机。
仅举一例：我的家乡地处北方沙漠地带，一年四季总刮风，春冬季风沙更盛，有时候白日里天昏地暗，屋里甚至需要点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风沙大的缘故？“沙眼”是我们那里的“地区病”。村里得重沙眼的人很多，造成不少人有难听的外号：什么“X瞎子”、“X烂眼轴子”……。这些人视力很差，生活自理都有困难，整日里痛苦不堪。
我也没能“幸免”，经常闹眼病，眼睑总是红红的，见风流泪，怕见太阳光，眼睫毛经常倒下，扎在眼里很疼、很疼。
后来，父亲带我医院检查，确定沙眼重度为四个“+”号，并有严重的眼睑炎；医生让我点眼药水、涂眼药膏。回家后，我按着医生的要求做了，但是，效果很不好，严重地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学习。
对于我的眼疾，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直是母亲的一块“心病”。她默默地在心里想着对策。
一九五三年秋天，我小学六年级了，离升初中还有一年的时间。
有一天，母亲看着我烂糊糊的眼睛，沉思良久，说：“孩子，快升初中了，你的眼睛疼吗？”
我说：“疼，看一会书更疼！”
母亲又沉思了一会，非常无奈地说：“咱们‘土法’治治吧。不然你继续上学有困难；长大以后，如果象‘χ烂眼轴子’那样，就坏了！”
母亲说的是村里一个叫王xx的乡亲，由于有严重的沙眼，到四十多岁，眼睛就几乎瞎了。
母亲深清的关怀，打动了我的心。
我说：“好，怎么‘治’？疼吗？”
母亲说：“不太疼！无论如何咱们都要试一试，特别疼时，就不治了！”
我说：“好吧，那就试试吧！”
其实，到底疼不疼？母亲心中也无底。母亲只所以这样说，纯粹是为了安慰我。
第二天，母亲早早起来，照顾一家人吃过早饭后，带上我来到东山坡的一片庄稼地里，这里离家有五里多路。
金秋时节，漫山遍野长满了庄稼，快丰收了，一片片红色的高粮穗、一片片白色的荞麦花，一片片金黄色的谷穗、一片片青色的豆荚……，把大地装扮得万紫千红，漂亮极了。
回到熟悉的田野里，看着漫山坡丰硕的果实，我心里甜滋滋的，我的贪玩本性重现了，在广阔无垠的庄稼地里不停地奔跑着，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寻找野果，那种高兴劲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母亲无心看东望西，径直奔谷子地走去，拨开齐腰深的谷穗，拣那长得肥厚、宽大的谷叶摘了一大把。
我不解地问：“娘，摘它干啥？”
母亲说：“用它给你治沙眼呀！”我听了后，很觉疑惑，痴呆呆地看着母亲手里的谷子叶，不再问了，加快脚步，跟着母亲回家了。
第三天上午，母亲对我说：“过来，乘上午亮堂，给你做‘手术’吧！”
母亲的话让我一阵心跳。但是，严重的眼疾已经把我折磨的无奈之极；我不能违背母亲的良苦用心，必须勇敢地试一试。
我硬着头皮，坐到母亲面前。
只见母亲把那大把的谷子叶拿出来，精挑细选地拣了六七片，用剪刀小心的裁剪成宽不到一厘米，长六、七厘米的小条条；
原来快成熟的谷子叶表面是光滑的，而背面却是粗糙的，近似于砂纸。
母亲操作前又拿出了旱烟袋，从烟袋管里捥出了一些烟袋油，准备在桌子边上。
母亲开始做“手术”了；
母亲拿起准备好的谷子叶条条，面朝里，底朝外，对头弯成一个撱圆形，用一只手抓住一头，好象是一把弯弯的“小手术刀”，另一只手翻开我的上眼皮，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刮了，疼你就说话！”
母亲一边说着，一边用自制的“小手术刀”，在我布满“沙粒”的眼皮上轻轻地刮了一下，然后问：“疼吗？”
我顿时产生一种“豁出去”的想法。对母亲说：“有点疼，不过我还能挺得住，弄吧！”
母亲又轻轻地刮了一下，又刮一下……。
慢慢地我忍着微微的痛，一棵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母亲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刮完上眼皮又刮下眼皮，刮完左眼又刮右眼。
时间一分分的过去了，我模模糊糊地看见，鲜红的血从眼睛里流出来了！
母亲用开水烫过的纱布把留着血的眼睛擦了一次又一次。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手术”，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汗水挂在脸上，浸透了上衣的前胸和后背。
接着母亲又用棉花棍沾了些烟袋油，说：“用它再杀杀伤口，消消毒；有点疼，闭上眼睛忍一忍！”
手术做完了，点几滴烟袋油算什么？
我心里一横，对母亲说：“来吧！”
开始时真疼啊！我咬着牙，闭着眼挺着，脸上的汗滴滴哒哒地淌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失，疼的程度在慢慢减弱，经过三四个小时后基本上不疼了！
母亲用棉花棍蘸白酒轻轻地为我擦干净后，又点上了一次烟袋油，第二天早上又擦干净！
从此，我的眼睛一天一天的好起来！
“手术”做完后，母亲又托人买了几瓶眼药水；我又坚持点了半年多的眼药水。从此我的眼疾一年年的好起来了，在以后的年代里，再没犯眼疾，视力至今都很好！
解放初，在缺医少药的偏僻农村，母亲的办法虽然有点“土”，也不太科学。但是，的的确确永远治好了我的重沙眼。
我一生受益，先上小学，后上中学，再上大学，毕业后又当了兵、一辈子从事工程设计工作。
我一辈子顺风顺水，即没受眼疾之苦，又没被眼疾拖累，我永远感谢我敬爱的母亲！
5.“好大姐”
母亲一辈子热心为乡亲办事，从不辞辛苦，从不计较得失，总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深得乡亲们的喜欢与尊敬。
母亲经常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冤家多了办事愁！”，“多为乡亲们办事，是行善积德的事”。
由于母亲的热心和母亲丰富的生活越历，村里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
慢慢地我发现：在来人之中，有与母亲同辈的，也有是母亲长辈的，有比母亲年龄大的，也有比母亲年龄小的，大家一律称呼母亲为“大姐”。
不同的是，那些比母亲年龄大的长辈人往往是比着孩子叫，就是在“大姐”的前面，加上一个“你”字或“他”字，就是：“你大姐”，“他大姐”。
我疑惑了！这是为什么？这不是乱了辈份吗？
慢慢的我长大了，懂点事故了，我似乎明白了，叫母亲的这一声”大姐“，似乎与传统意义上的，邻居间或亲情间的“大姐”、“二姐”、“大哥”、“二哥”是不同的。
叫母亲的这一声“大姐”，更类似于村里对村干部的称呼,如“队长”、“书记”、“主任”……。
我也逐渐明白了：这是乡亲们对母亲的一种“尊称”，是一种不计名利的“官爵”。
母亲的巧手在乡亲中是有名的。她不但是针线活计的“高手”，也是家务琐事的“能手”，不管谁家，只要有事找到她，能帮忙的，她从不拒绝，总是尽力而为。
对于邻居家的婚丧嫁娶等大事，母亲从不马虎，从不错过。父亲在家就父亲前去；若逢父亲外出，母亲就亲自前去。
母亲没念过书，仅靠刚解放初的扫盲运动认识几个字。
但是，母亲天生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她能熟练准确地说出乡里各家各户的人和事、相互关系、孩子大人叫什么名子……。
那年月，平日里艰苦度日，积攒点好东西，要么等到贵客临门时吃，要么就等到过年过节时再吃。每逢这样的时刻，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也不例外。
每逢我“最开心”的时候，母亲就叫我，或亲自去给就近的邻居送点去。
同样，邻居们遇有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也给我家回溃。
彼此来往多了，日久生情，亲如一家了，有几个孩子就跪在地上磕头，要认母亲为“干妈”！
面对着跪在地上的孩子，母亲脸上漏着笑容，弯下腰，非常亲昵地把孩子扶起来，爽快的答应了孩子的要求。
从此，她也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对待他们。
母亲的慈善心肠还表现在对待流浪乞讨者的身上。
曾记得解放前后，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村里经常有乞讨的流浪汉，他们衣不遮体，食不饱肚，经常是一边唱着歌，一边打着呱哒板，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乞讨。
每逢有乞讨者登门，母亲总是让我拿上几个窝窝头、贴饼子，送到大门口，送到乞讨者的手里。
遇有下大雨或下大雪的天气，母亲就把他们让进屋里坐一坐，烤烤火、避避雨……。
有几个经常登门的乞讨者，更是走熟了门，跑惯了腿；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又毫不客气的来了。
他们就像回自己家一样，一边打着呱哒板，一边唱着歌，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家门。
进门就喊：“大爷大娘，大哥大嫂，我又来了，又来为你们‘赐福’了，祝你们全家平安，幸福……。”
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母亲心领神会，总是毫不迟疑地又把他们让进屋里，给他们倒点水喝，弄点吃的，寒暄几句之后，再高高兴兴地把他们送出家门。
有一次，我不解地问：“娘，一个要饭的，干嘛对他们那么客气啊？”
母亲看看我，迟疑了一会，然后说：“咱们家每年过春节都供奉灶王爷，灶王爷周围的对联是什么？”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
因为每年过春节，家里供奉的神像及神像周围的春联都要更新。而且，只要我春节回家，更新就是我的事；对联经常是由我来写、由我来贴。
我肯定地回答：“灶王爷两边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啊。”
母亲听了，乐着说：“对啊，灶王爷是咱们的‘一家之主’，听灶王爷的话，多做好事，善事，才能保佑咱们全家的平安啊！”
母亲的话说的很严肃、很认真！
听了母亲的话，我豁然明白了，无语了，敬服了。我也更加明白了：母亲的慈善心肠来源是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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